常见的一种现象是：经济要发展，城市要扩建，政府下令拆迁，可偏偏有那么几家钉子户，拒不合作，百般阻挠，好话给他说了千千万，他就是不动窝。于是有人说：中国的事就是难办；还有人说：中国安土重迁的传统就是不好。
中国的事果真难办吗？中国的传统真的有问题吗？
十九世纪的德国，曾经发生过老百姓告倒皇帝的事情。威廉皇帝因为磨房挡住了他行宫的视线，就派人强行将磨房拆除。磨房主不服，告到法院，结果是皇帝败诉。皇帝服从法院的判决，将磨房依原样重建，并赔偿磨房主的一应损失。磨房主说了一句话：“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，但德国尚有法律在。”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，这就是说，一切执行权力的机构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；也就是说，要依法治国。而实际上，上述这个案例，也正是德国司法独立的标志，成为德国法制的起点。
一切传统、风俗、行规之下，都必然有深刻的利益驱动，没有无缘无故、无视当事者利益的游戏规则，一种传统的形成，必然有他理所当然的经济基础。中国人的安土重迁，和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有关，土地抑制了自由迁徙的愿望，再加上历代政府用国家制度加以约束和强化，终于使安土重迁成为适应经济基础的文化心理，积淀在整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；而这种民族意识衍生的重视宗族、崇尚礼教的风尚，则反过来成为中国两千年来人治和专制直接的社会基础。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，小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，安危生死，寄于当权者的喜怒哀乐，于是，狡诈横生且以为能事，这是小民的生存智慧，但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大悲哀。而法制则为社会成员行为的后果提供了一种可预见性，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，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就可以准确预见。在这样的体制下，狡诈才会匿迹，诚信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，因为诚信保证了人们的最大利益和长久利益。
人是他自己的目的，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特定历史目的的牺牲品。在城市的改建和拆迁中，有些人——准确的说是“公民”不愿意搬迁，是因为他的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，对政府不信任，这就说明：我们的政府在信用方面确实出了问题。千百年来的人治，建国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个体的权利极度漠视，无论是专制体制下小民的被随意处置，还是计划体制下物资的有计划调拨，都是集权式的统治或领导，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，这样政府就成了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的特殊机构，久而久之，自身也忘记了自己也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，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身份特殊的行为主体，却也要具备的诚信特质。这样，就招致了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，使政府行为实施的成本，因了人为的原因而被抬高。
中国的典籍《礼记•礼运》上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讲信修睦，选贤与能”，把“信”放在了一个很靠前的位置；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提出了“爱国守法，诚信明礼”，把“诚信”也放在了一个很靠前的位置，说明诚信对于一个社会体系的运行，确实起着一个基础的作用，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前不久去世的历史学家黄宇仁讲到近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形成时，特意提出了信用体系的形成对资本形成的决定意义。中国是一个大国，也是一个后进国家，自己的历史、民族传统和国家性质都不允许我们在步入市场经济时，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走西方国家殖民他国的老路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。如何把民间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，建立信用体系是一个关键；而“上有好者，下必效之”，政府在这方面应该起到带头作用。
我们的改革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，每个中国人都期望自己的祖国走向强盛，在愈来愈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。能否把改革进行到底，关键取决于政府的主导作用。回想起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，也是列国纷争，乱世争雄，各国纷纷变法，但只有少数国家取得了成效，这其中，和当局者的决心和力度有着很大关系。像秦国，商鞅立木赏金，取信于民，著刑于鼎，执法不阿权贵，甚至包括他自己，所以秦国士卒人人听命，舍生忘死，号为虎狼之兵；而楚国，吴起变法，屈原制宪，一触动既得利益者，就被革职甚至杀害，因此秦兴楚亡，是早已成了定局的，以致影响波及今日，我们中国，还被称为“CHIN——秦”。
孔子的弟子在问到孔子治国的道理时，孔子说三事不可忽略，就是：粮，兵，信用，而其中，尤以信用为重，“民无信不立”；老子也说：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畏之”，这就是说，政府的权威来自与信用，而不是暴力。
|